世界瘋了，還是我瘋了？

作為僅有的獲得奧斯卡獎所有五個主要獎項的三部電影之一，《飛越瘋人院》展示出了人類普遍性的處境與情感，超越了時地限制，成為永恒的經典。

瘋人院的護士長瑞秋是絕對的權威，她本人就是病院里的運行規則。當脆弱的比利因為她的威脅自殺，她只說了一句“現在要緊的是，我們要努力回到日常的秩序。”

(資料圖片)

麥克墨菲則是瘋人院精神的對立面，他自由不羈，用各種方式爭取觀看棒球賽的權利，帶病友們出海釣魚，邀請“酋長”一起逃跑……然而迎接他的，是永遠不得出院，在沒有麻醉劑的情況下被電擊，最終被切除了腦葉。

《飛越瘋人院》劇照，麥克墨菲接受電擊。

他不能思考了，也失去了自我，這就是不順從的代價。豆友“城南草木深”關于這部電影的評論寫道：“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將來，瘋人院和護士長化妝成各種形狀潛伏在我們周圍，飛越瘋人院就永遠有意義。”

在“病玫瑰”系列新推出的《見證瘋狂：精神病院的前世今生》中，作者通過梳理英國的伯利恒皇家醫院的機構沿革，追溯了精神疾病及其治療的歷史。伯利恒醫院的俗稱“貝德萊姆”，在英語中已成為“瘋狂”的代名詞。閱讀這本書，我們會發現，麥克墨菲的經歷是瘋狂史的一個縮影，千千萬萬精神病人與他有同樣的遭遇。

下文內文及配圖來自《見證瘋狂》

18世紀 | 瘋人院

病人們作為景點被參觀

《倫敦精神病醫院》,約1690年，羅伯特·懷特創作的版畫，描繪了新伯利恒醫院。

倫敦大火后，伯利恒醫院搬遷到城市邊緣，修建得十分豪華。“它的石制大門后面是綠樹夾道、碎石鋪路的大道，通向幾何式庭園。庭園背后顯露出裝飾華麗的建筑外立面，仿照路易十四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宮建成，有科林斯式的柱子，皇家紋章雕刻在石頭上并裝飾以花環。中央帶欄桿的臺階通往八角形的塔樓，樓頂蓋有閃亮的穹頂。”

與外在的鮮亮不同，伯利恒醫院內部卻脆弱不堪，沒有地基，墻面漏水，工作人員玩忽職守。從一開始，醫院對病人的治療就寥寥無幾。院內并沒有針對病人精神狀況的特殊治療，主要手段是放血、用催吐劑清理腸胃和用冷水洗澡，這些手段的基本原理是當時盛行的體液學說，此外還有管理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：源源不斷地進來新病人，大部分病人要在這里終老，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務就是維持秩序。

當資金遇到問題時，伯利恒甚至開放了公共訪問。游客可以進入瘋人院，參觀病人。“許多訪客是病人的親屬，為病人帶來食物并陪伴他們，但更多的人完全是出于好奇心或看熱鬧的目的而來。特別是在周日和節假日，牢房中的景象可說是熱火朝天、人聲鼎沸。……一些游客嘲笑和模仿病人，或反復追問他們為什么被關在這里。許多病人都盡最大努力配合，表演自己的瘋癲當作回應，唱唱小曲或畫畫，從而賺點小錢或酒作為報償。”

威廉 · 霍加斯《浪子的歷程》的最后一幕：最終的墮落。在霍加斯最出名的這套系列畫作中，年輕的湯姆 · 雷克威爾繼承了一筆財富，大肆揮霍，并因賭博被關入債務人的監獄。最后，他精神錯亂、窮困潦倒，被關進了貝德萊姆——一個人所能墮落到的最低層次，讓周圍的參觀者獲得了心滿意足的消遣。

"道德高尚的健康運動倡導者托馬斯·特萊昂是眾多不贊成這種展示活動的訪客之一。在他看來，這種活動侮辱了與之相關的每一個人。……公眾的參觀破壞了醫院的使命，還會挑起參觀者最糟糕的本能。……那些醉酒的年輕男女的行為、大笑和起哄，將他們拉低到了和圍欄另一邊的人同樣的水平：雙方為彼此表演，放縱自己的傲慢和激情，犧牲了共同的人性。"

啟蒙運動帶來了頭腦運作的理性解釋，改變了人們對瘋狂的認識。1793年，皮內爾被分配到比塞特收容所，他做了一件前任們從未想過的事情：詢問病人的狀況，并聽取他們的回答。他認為放血和冷水浴毫無作用，應該找到精神困擾的根源，通過戲劇干預的方式來解決。同時，他還注意到，任何一家精神病院都具有“微型政府”的特征，被“渺小的虛榮心和統治的野心”所主導。

喬治·克魯克香克的蝕刻版畫，約1820年。詹姆斯·諾里斯是伯利恒最臭名昭著的虐待案例的受害者。他在這個裝置上被銬了十年。

通過之后的改革運動，人們逐漸相信，“瘋人并非喪失理智、只會對恐懼或懲罰作出反應的人，而是像奴隸、罪犯和窮人一樣，是可以通過理性、正義和善意來救贖的普通人。”

19世紀 | 瘋人收容所

仁慈讓瘋病蔓延

約翰·帕斯，彩色版畫，1814年，描繪了薩瑟克區圣喬治田的新伯利恒醫院。

新時代的伯利恒大樓不似往日宏偉，簡樸而嚴肅，更像是一座營房或者是行政大樓，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個貧民窟地區。盡管與老伯利恒相比，食物的條件有所改善，但那時工作人員的腐敗與瀆職依然如故。“病人們渴求看守的青睞，看守則讓病人互相爭斗以供消遣。警衛們對毒打病人毫無愧疚，即使造成病人死亡，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掩蓋真相。其結果就是“對人性的全面摧殘”。在這個體系中，掌握權力的人致力于使權力絕對化，而沒有權力的人則成為永久的受害者。”

此時也出現了另外一種形式，就是約克靜修所，塞繆爾·圖克受約克郡糟糕的收容所條件刺激而創設。圖克從皮內爾那里借鑒了“道德療法”，“道德療法是針對病人整體的治療，而不是針對某種所謂的精神缺陷。它提供了個人護理，以代替放血和清理腸胃，旨在通過有益的日常活動和宗教儀式來培養穩定的人格，從而使患者能夠回歸正常社會。”

與皮內爾模式相同，兩種模式都認為專業機構比家庭護理更有效。與皮內爾不同，將約克靜修所作為藍本的改革者們，認為醫學是問題本身而非解決方案。當時醫生們陷入自我辯護的境地，需要為治療提供證據。隨著19世紀經濟與文明的發展，收容所成為社會進步的象征。

1845年，沙夫茨伯里勛爵向議會提交了兩項法案，旨在讓舊監獄體制完全變為歷史。《瘋人法案》規定所有公共和私立收容所必須進行登記以備檢查，并且必須擁有一名常駐醫師（盡管不是專門治療瘋病的醫生）；繼之通過的是《郡收容所法案》，規定每個郡必須建立一個公共收容所。這些法案是文明改革的里程碑，是可以與廢除奴隸貿易相提并論的對歷史野蠻章節的終結。

約克郡韋克菲爾德市西賴丁瘋人收容所病人的照片，其中有頭被看守固定著的第9743號囚犯，以及被綁在犯人椅上的男性病人。

這兩項法案直接的影響就是收容所擴張、收容人數增長、瘋狂蔓延。新建立的大型倫敦漢威爾郡立收容所，聘用了一名叫約翰·康諾利的常駐醫師。他提倡的無約束運動，強調收容所不應該成為暴行和玩忽職守的代名詞，收容所的醫生要“融入和參與到病人日常生活的所有事務”中，同時要求管理者熱情高揚，富有獻身精神。

康諾利的人道主義理念，讓病人獲得了更多的尊重。但遺憾的是，收容所經營狀況和病人治愈率卻每況愈下。仁慈讓瘋病蔓延，“在漢威爾，接受康諾利悉心治療的患者一直在增加，直到將近一千人擠進了一棟為五百人設計的大樓中。……收容所就是他的世界，并逐漸成為他處理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。在他眼中，收容所能造福的人群越來越多：乖僻古怪的人、不講衛生的人、酗酒者、不誠實的人、脾氣暴躁的人、不服管教的人。……完美收容所的邏輯最后得出的結論就是，整個世界都應該變成一個收容所。”規模越大，理想主義者越難把控，漢威爾收容所所在郡的治安長官，被漢威爾的運營成本震驚，強迫康諾利退休。

雷焦艾米利亞的圣拉撒路精神病院藝術室和教室照片，1931年。

20世紀 | 精神病院

“瘋子”現在是“病人”

位于蒙克果園的新伯利恒院址的鳥瞰圖，用理事們的話說，這是一個比薩瑟克院區，“空氣更新鮮，更令人愉悅的場所”，給予了“無限的平靜與安寧之福”。

伯利恒在20世紀的化身是一個超現代設計的建筑群，融合了斯堪的納維亞風格和包豪斯風格的元素。這是在有意識地與薩瑟克的營房式收容所風格拉開距離，正如后者與前一個世紀的巴洛克式瘋人院拉開距離一樣。

1930年的《精神治療法案》終于拋棄了對“瘋子”的一刀切式單一歸類，轉而支持病人在治療中重新擁有適當的選擇余地。病人們被分為“確證的”、“暫時的”、“自愿的”三類。“收容所”一詞被正式棄用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精神病院”，以強調精神病學治療方法的首要地位。“瘋子”現在是“病人”：他們的病情不再是宿命般無法改變的，而是可以治愈的。

年輕一代精神科醫生的職業生涯，是在舊收容所那些無藥可治的病人中開始的，因此他們帶著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去倡導這些新療法，“不傷害病人”是這一代精神科醫生的誓言。但是也有一些激進派，他們認為精神疾病是一個必須戰勝的敵人，問題過于緊迫，獲得患者同意并保留病例記錄只會妨礙科學進步。

人們發現在太陽穴施加高壓電流會引發癲癇，當時的人們認為這樣可以減輕精神分裂的情況。1938年，意大利神經病學家烏戈·切萊蒂為這一做法創造了“電擊”一詞，據稱他是在羅馬的一家屠宰場目睹了這種技術后想到的。在進行第一次人體試驗時，電壓不足以引起癲癇發作，患者坐了起來，說：“我一秒鐘都堅持不了，要死了！”切萊蒂置若罔聞地調高了電壓，繼續試驗。根據他的病例記錄，該病人的病情很快得以改善，并在11次治療后“徹底得到緩解”。

在巴黎圣安妮醫院進行電休克治療的場景，此時在治療中還沒有開始使用麻醉藥或肌肉松弛劑，病人經常因抽搐遭受身體傷害，包括四肢關節脫臼和脊柱骨折，這些癥狀最常見于多次接受治療的病人。

同一年，葡萄牙神經科醫生埃加斯·莫尼茲聲稱，通過在顱骨鉆洞并注射酒精破壞大腦額葉，可以治愈精神疾病。他還獲得了194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。

1939年，美國神經科醫生弗里曼和他的同事切除了精神分裂癥病人的額葉，第二天病人就笑著走出了他們的診室。弗里曼后來進一步簡化了腦葉切除術，“可以在幾分鐘內獨立完成手術：先用電擊使病人短暫進入昏迷狀態，然后用槌子將一個冰錐從眼瞼下敲進去。他開著一輛面包車——他將其命名為“腦葉切除車”——在美國各地的精神病院巡回手術，每次手術收費25美元。”

1948 年 7 月，在華盛頓州斯泰拉庫姆堡，沃爾特·弗里曼使用一件類似冰錐的工具進行了腦葉切除術，他將工具從病人的上眼瞼下插入，切斷了大腦額葉的神經連接。

雖然腦葉切除術在當時就受到懷疑，但是比起其他出路，這還是人道主義的先進的解決方案。“在美國，許多州的精神障礙者都必須接受強制絕育；在英國，優生學會那幫可敬的科學家堅持認為，攜帶精神缺陷基因的人都應該被絕育，無論他們是否表現出任何特征；……納粹時代末期，約有二十萬被診斷為精神病患者的人遭到有計劃的謀殺。”

這些劇照來自納粹宣傳影片《沒有生命的存在》，片中展示了精神和軀體殘障人士的圖像，并建議對他們進行安樂死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約有20萬被指為“精神不健全”的人被滅絕了。

新藥也在源源不斷地被發明，氯丙嗪、眠爾通、安定劑等治療精神癥狀的藥物都大獲成功。它們不是強鎮靜劑，而是促成了一種平靜、超脫的狀態，使患者擺脫了劇烈的情緒波動。藥物減輕了精神科醫生和護士的負擔，他們無需再對病人進行約束和禁閉，但是病人卻因此失去個性。藥物的副作用很明顯，頭暈、嗜睡、肌肉僵硬……病人開始沉默寡言，雙眼防空地躺在床上或椅子上，消極地等待著下一次進餐服藥。

關于“瘋狂”的理論也和生物醫學一樣突飛猛進。戈夫曼的《收容所》提出，收容所為工作人員利益服務，病人是囚徒。收容所的內部邏輯系統性地剝奪了囚徒的個人資源，使他們無法在外界生存。

薩斯在《精神疾病的神話》中寫道，“病了”是一種隱喻，精神病學是一種現代的神職者權術。他熱心提醒讀者，19 世紀的醫生曾為堅持不懈逃跑的奴隸創造了一個名為“漂泊狂”的病名。

福柯在《瘋癲與文明》中提出，理性成為一種文化壟斷；皮內爾和約克精修所領導的19世紀收容所革命看似人道進步，但不過是一種強迫瘋人工作和遵循社會規范的更有效的手段；精神病學語言是一種凌駕在瘋人頭上的話術，堅持只能用理性語言來對瘋人進行討論。

在大眾認知與經濟發展的雙重夾擊下，過去時代的收容所被并入綜合醫院，公立精神病院以驚人的速度關閉。精神病院的病床數量減少了一半，但是精神疾病并未消減，經濟條件不好的病人很難負擔私營的費用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提高病床的周轉率，精神病院從“倉儲”變為“旋轉門”。

21世紀 | 后收容所時代

精神疾病與藥物畸形共存

在后收容所時代 ，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貝德萊姆。精神疾病發病率激增，藥物也越來越多，抗抑郁藥成為最賺錢的藥物之一。精神藥物與針對的疾病之間，存在畸形的共生關系。

泡罩包裝藥物，內含 20 毫克百憂解，又名氟西汀膠囊，在美國每年開出的百憂解處方約有 2500 萬張。

精神病人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群，在精神病院之外，另有一個充滿各種藥品、技術和療法的市場，可以幫助人們恢復思想和生活的意義與平衡。現代與傳統的療法共時流行，藥物、心理學、占星術、冥想……

如果說醫學方法有其局限性，那么社會和社區療法也未能達到它們所宣稱的最佳效果。“民主精神病學”的口號是“自由即療愈”，但是關閉收容所并沒有使所有人恢復理智，而“社區護理”則常常成為忽視的代名詞。激進分子聲稱瘋病僅僅是精神病學或壓迫性社會所制造的標簽，瘋病的頑固性不被承認，麻煩的病例被掃入監獄系統，而收容所原本是為了解救這部分病例而設的。

精神病人可能是距離我們最近的“他者”，如何認識瘋病，也是如何認識我們自身。《見證瘋狂》對于精神疾病歷史的梳理，讓我們認識到，通過每一時期的理論與實踐的先行者，人們才越來越尊重精神病人的主體尊嚴。

“病玫瑰”系列

這一認知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，每一時期對瘋病的認識，在當時總是被認為是科學進步、人道主義的，但是后一時期則又成為黑暗的。每一次人道主義的嘗試，在維認知層面總是進步的，但是并沒有讓瘋病患者的處境根本上得到改善。

人們依然在認識瘋狂的路上，不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無論如何，“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，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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